码头文化与九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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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九广网讯:(文/荣君)一个地方,一个城市的发展,与其所拥有的文化内质是息息相关的。什么样的文化,往往会影响和改变着你的发展速度、发展模式。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标签,一件披在身上的漂亮时装,而是整个城市发展的根,决定了这个城市之树长出什么样的枝枝叶叶,开出什么样的花花朵朵。就如上海,包容善纳的“海派”文化,让她能够迅速地与世界潮流接轨,成长为国际大都市;就如山东,孔子故里,渴望“入世”有所作为的儒家文化,滋生了一大批能够坚定不移做大做强的好企业。

同样,说起我们九江,也不能不提到我们九江的文化。众所周知,自古以来九江就是一个水运十分方便的地方,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码头城市。码头的功能是什么?说简单一点,是集散与流通,包括人的集散与流通,物的集散与流通,信息的集散与流通,风俗的集散与流通,正所谓“来如行云,去若流水”,坐而能知天下事,一日看尽五洲花。这种得天独厚的功能,首先成就了九江在历史上的经济辉煌。早在晋代时期,九江就已经是“商贾荟萃”的都会。到唐朝,则成为江西西道的一大商港,此后便有了“九省通衢”、“七省咽喉”的美誉。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,作为全国的“三大茶市”、“四大米市”之一,其商务活动之集中、往来贸易之繁荣,更是名满神州、享誉海外。以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,西方侵略者一眼就看中了九江。1860年11月27日,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正式照会清政府:“拟于汉口、九江两处先行开商”。九江随即成为东西方列强共同的通商口岸,并相继出现名目繁多的租地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侵略机构。辛亥革命以后,孙中山先生在自己的《治国方略》中提出,要把九江建设成为“世界制造业和商业中心”。

码头的功能,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九江历史上兴盛的文化。因为得水利之便,人来客往,各种物资与信息汇集于此,养成了古代九江人善于吸纳和学习的风气。晋代的时候,武汉和上海还名不见经传,九江就已经能够吸引一些大家的目光了。中国山水文学的开创者谢灵运来到庐山,而在他之前,庐山的慧远和尚就已经有了描写庐山山水的诗作。先秦两晋南北朝的诗歌作品中,庐山是中国所有名山大川中最受欢迎的描写对象。事实上,九江和庐山充当了中国山水文化摇篮的作用。佛教文化也是一样,晋代佛教刚刚从外边传进来,庐山就有慧远所创的净土一宗,至今依然影响远及海外。大方之家的来来往往,各种信息文化的交汇流通,也造就了九江文化上的名牌产品——陶渊明。陶渊明是当时的集大成者,他的思想融合吸纳了儒佛道三家的精华。他的许多作品,不仅仅体现了文学上的成就,更多的闪烁着哲学与思想上的灵光。此后,九江与庐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一直绵延下去。无数诗坛巨擘、文章好手纷至沓来,在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烩炙人口的名篇佳作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后书院文化的兴起,更是让九江成了当时全国各种学术流派的文化交流中心。

但事实上,码头在造就一个地方经济与文化兴盛的同时,也往往会滋长带有码头城市特质的另一个层面的东西。因为是码头,因为来也匆匆、去也忙忙,即时交往和现场交易的东西就多了起来,很容易的就让人产生了一种过客心态。这种心态是码头文化中消极而又挥之不去的一样东西。看看长江沿岸的码头,重庆、武汉、上海,我们都习惯于在前面冠以“大”字,大重庆、大武汉、大上海。原因是什么?是因为这些城市都很好地张扬了码头文化中的积极因素,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,包容而不狭隘的心胸,乃至善于接受新鲜事物、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,让这些码头成了天下人才、物资与信息的集聚地。所谓“大”字,并不是指地方多大、面积多少,而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。可惜,因为明清以后思想启蒙上的滞后,历史上更胜一筹的九江没有把观念转过来。没有象得“洋务运动”风气之先的武汉、上海一样,及时地张扬码头文化中的积极因素,而是依然躺在辉煌的历史上睡大觉,沾沾自喜于自己的“精明”,自喜于在小圈子里如鱼得水“混得活”。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错失。本来,就所处的地理区位而言,无论是于经济还是文化发展而言,中国是需要在长江中段出现一个“大九江”的。

这样的码头文化因素,一直深深的浸润着九江人。“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;三个湖北佬,不如一个九江佬”。九江人的精明因此而出了名,以至不得不让人戴上一个不太好的雅号“九剥皮”。很显然,码头过度过快的集散与流通,让九江有了过多的模仿与舍弃,信息之风的一日三变,商业投机与唯利的心理趋使,带来的便是过客心态,便是难以积淀、难以坚守、难以持之以恒;便是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,“搞到手就行”,缺乏长远规划、不顾长远利益。外地朋友经常说起在九江码头车站受骗的经历。原来一度非常流行的,一种换现的把戏。外地人一下车,小贩子就迎上去卖水果、卖零食。客人付钱的时候,小贩会主动提出来,说零钱太多,问客人能不能给大票子,然后在找零的时候耍点手段,把票子折着数给你看,少给那么一二十块。等客人事后发现再去找他们的时候,他们已经翻脸不认帐了。客人吃了哑巴亏,无形中会觉得九江人没有信誉可言。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一次买衣服,付了钱之后发现衣服有点质量上的毛病,便想退货。店门都没出,老板看我一口普通话,竟然坚决不退。最后弄得吵了一阵,工商部门的朋友过来才算了断。

过客心态中还有非常可怕的一点,就是现代契约意识的缺失。不尊重、不遵守契约,不讲诚信,视契约为儿戏,为幌子,为骗人上钩的手段。码头上人员、物资与利益的纷繁复杂,可以产生一诺千金的男子汉,同时也容易繁衍出一种“痞子”,九江话叫“流子板儿”。视诚信和承诺为游戏,为引人上钩的香饵,骗了人之后没有丝毫羞耻与愧疚,还能若无其事、笑嘻嘻地来找你帮忙。让人云里雾里,不知道对其行为作何评价。也唯其如此,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悲剧: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信誓旦旦来创业,创业之初,大家讲面子、讲情份,不签合同、不重契约,有时即便签了也形成虚设。一旦做大了、盈利了,矛盾和分歧便随之而来,最后朋友变仇敌、企业伤元气。我们可以看到,改革开放以来,九江做生意的人很多,成功的也不少,但能合伙成功而且坚持下来的,却少得可怜。九江的私营企业便大多成为“单干户”,独家经营,而缺少强强联合的成功典范。这跟会做生意的浙江人、福建人不太一样,他们懂得联合起来,集聚优势,把生意做大做强,做到外省甚至海外去。

古人有一句名言: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其实,对一个城市来说也一样,无论是从加快发展还是从建设先进文化的角度而言,不断地剖析和反思自我都是大有益处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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